nth revisited

表演给谁看？

最近（近半年）状态仍然不好，过得如禽兽一般，吃，喝，拉，撒，什么也不想，除了女性的肉体。可能是因为去年又谈了次恋爱，又过了段容易的日子，结果至今还没找回往日那种无所依靠无人在意无人喜欢从而无所畏惧的感觉。

这个周末一个人喝了不少酒，每次喝完酒，总会觉得自己需要点改变，同时觉得自己能够改变。但每次第二天醒来，那种信心又丧失殆尽。

但在今晚，在这个普通的周日夜晚，我突然前所未有地感到明天醒来我还会拥有那种信心，那种相信自己能够过一种寂寞成长日子的信心。

就是这样，不再妄想女人来安慰，不再自以为是个一流的人，安静下来，踏实地做点二流的事，这样就很好。

软科学常常比硬科学更难搞

《软科学常常比硬科学更难搞》

作者：贾德·戴蒙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

翻译：nrvd

[注：原文请点这里。已经不记得当初是怎么看到的这篇文章，不过看完印象挺深，开始有点明白现在的社会科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数学。首先是波普尔的科学观已经成了共识：理论必须通过检验。为了能够检验，也就是能够比较（最适合比较的就是数字啦），社会科学家想方设法把理论中用文字描述的观念转变成数字。有了数字，数学便随之而来。看上去这是一种不可抵挡地潮流，但根据我学习高等经济学的经历，这种搞法真的很无聊啊。当然了，本人是菜鸟，希望有达人能提供一些反例，就是那些在社会科学里用了高深的定量方法然后确实得出了不平凡结果的例子。]

◎ “从这62个国家的数据来看，挫败感和不稳定的相关系数是0.5。”——塞缪尔·亨廷顿，哈佛政治学教授。

◎ “这完全是胡扯，亨廷顿怎么度量像社会挫败感这种东西？他有一个社会挫败感仪表？我反对科学院声明这种仅仅是政治观点的东西是科学。”——塞奇·兰恩，耶鲁数学教授。

◎ “当兰恩把他的分析基于‘一个20年的流言’、‘一段怪诞的世仇’、‘一个疯子’时，这更符合科学标准？”——其他学者评论兰恩的攻击

对于那些喜欢看知识分子之间就上面这种事情骂架的人来说，这是一场极好的骂战，时代周刊和其他媒体都有报导。一头是政治科学家亨廷顿，《民主危机》的作者之一，另一头是数学家兰恩，《复乘阿贝尔簇上的丢番图逼近》的作者。论题是：亨廷顿是否应该被接收进入一个研究院。兰恩是这个研究院的成员，他反对。两轮过后：兰恩 2，亨廷顿 0，亨廷顿仍然被挡在这个研究院的门外。

兰恩大战亨廷顿，也许看上去只是学术界里又一场愚蠢的争吵，不值得任何人注意。但这场骂战很重要。在辱骂背后，它关系着科学里的一个核心问题：所谓的软科学，比如政治科学和心理学，真的是科学大厦的一部分吗？他们值得和“硬科学”，比如化学和物理，相提并论吗？

这场骂架的战场是通常被视为威严而保密的国家科学院（NAS），这是一个由1500名顶尖科学家（选自几乎每一个学科）组成的荣誉机构，NAS每年会选举约60位新成员，每位候选人都会被所在领域的专家多阶段评估，这个评选过程在每年春天的年会召开前很久就开始了。由于候选人已经被合适的专家如此全面的考察过了，在春季年会上对候选人的反对十分少见。我在NAS已有8年，像兰恩这样正式反对亨廷顿，我只能想起几个，并且从未被报导过。

初看起来，亨廷顿在1986年的提名非常不可能被反对。他的履历引人注目：美国政治科学联盟主席；哈佛教授；写了很多广为人知的书，其中一本——《美国政治：不和谐的希望》——在1981年被美国出版商协会评为社会和行为科学年度最佳书籍；还有其他很多荣誉。他对发展中国家、美国政治及文明-军事关系的研究获得了NAS内外社会政治家们的最高评价。支持他入选的人里有那种超级牛逼的NAS成员，比如计算机学家和心理学家赫伯特·西蒙（诺贝尔奖获得者）。

如果说亨廷顿似乎不可能被反对，那么兰恩就更不可能像是那个反对者。他一年前才被选入科学院，他的专业是纯数学，与亨廷顿的专业比较政治发展研究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不过，如《科学》杂志所说，兰恩曾经称自己是“学问的治安官，率领一群学者狩猎错误”，特别是政治和社会科学里的错误。在他看来，亨廷顿用的是“伪数学”，这让他很不安，于是他给所有NAS成员群发了几封攻击亨廷顿的厚邮件，邮件里还附上了另一些信的影印本，那些信都是描述学者A对于学者B对学者C的攻击的评论，同时请求成员给他点钱来帮他付邮资和复印费。NAS的章程规定，若候选人在春季年会上被正式反对提名，那就不能入选，除非得票数达到出席并投票人数的2/3。在1986年和1987年两次年会上激烈地争论后，亨廷顿都没有获得2/3的支持。

为了辨认出骂战中那个隐藏的议题，必须刨去争论中许多慷慨激昂的废话。遗憾的是，这些废话大都和政治有关。亨廷顿做过一些被当今美国学术界深恶痛绝的事：他的一些研究有CIA的支持；1967年他为政府做过关于南越政治稳定性的研究，据称他还是越南战争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但所有这些都不应该影响他的候选人资格，能否入选NAS应当仅考虑他的学术水平，与政治观点无关。当一个大学校长或圈外人因某学者的政治观点而非难他时，美国学者事实上都会一同冲上去捍卫学术自由。兰恩也坚定地表示他的反对并不是由于亨廷顿的政治观点。尽管如此，亨廷顿在越南战争里的角色在争论中反复被提起。显然，学术自由意味着圈外人不能质疑学者的政治观点，但是其他学者可以。

当你回忆一下为什么会有NAS，就会发现亨廷顿为CIA和其他政府机构做过咨询这种事竟然是一个问题真是让人惊讶。1863年，议会成立科学院来充当美国政府社会和科学问题的顾问。NAS随后成立了国家研究委员会（NRC）。NAS和NRC就许多议题不断地提供报告，从营养学到未来军事材料。从任何一天的报纸上都能清楚看出，我们政府极度需要专业的、优质的报告，特别是关于那些不稳定的国家，而这正是亨廷顿的专长。所以，亨廷顿愿意做的和成立NAS的目的完全相同：为政府提供报告，而这种经历竟然被一些NAS成员当作反对他入选的理由。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亨廷顿的政治活动对每个成员的投票起了多少作用，但如果它真的起了作用，那真是不幸。

然而，我相信，在这些争论中，人们对社会科学是何看法更有决定性，比如，兰恩认为亨廷顿用的是伪数学。要想理解什么是软科学和硬科学，请去问问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科学是什么，你得到的答案很可能涉及下面这几种陈见：科学是在实验室里，那些穿着白褂子，拿着试管的人搞出来的东西；科学包括用工具去测量，能够精确到小数点后很多位；科学包括控制的、可重复的实验，可以只让其中一个或几个东西变化，其他的均保持不变。科学领域中很符合这种陈见的包括大部分的化学、物理，还有分子生物学。这些领域被奉承地称作硬科学，因为他们有控制实验和高精度测量提供的坚实证据。

我们常常视硬科学为唯一的科学。但是科学（源自拉丁语scientia，本义是“知识”）是更为广泛的一种东西，并不由小数点位数和控制实验来定义。它意味着一项解释和预测的事业：通过持续地用经验证据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以获得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这个世界充满着有智力上的挑战和亟需被理解但是无法在实验室里测量到小数点后几位的现象。这里面包括大部分的生态学、进化学和动物行为；大部分的心理学和人类行为；以及所有人类社会现象，包含文化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政治学。

这些软科学，虽然被贬义地命名，但由于很显然的原因，其实研究起来更难。一场狮子的追猎或者第三世界的演化并不能装在试管里。无法由你来选择启动或停止它。你无法控制所有变量；可能你无法控制任何变量，甚至你有可能会发现决定一个变量是什么都很难。你仍然可以利用观察实验获得知识，但是在硬科学里所用的那些实验方式必须被修正。硬科学和软科学的这种差异经常被硬科学家所误解，他们倾向于鄙视软科学家，同时保留着对社会科学的额外轻视。的确啊，NAS也只是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考虑到政府需要关于社会问题的专业报告，才开始接收社会科学家。亨廷顿不幸地成为这种广泛存在的误解和轻视的试金石。

在知道兰恩和亨廷顿之前，那些对软硬科学之间差异更为广泛的讨论都让我着迷，因为我属于那种同时在这两个领域工作的少数派科学家。我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化学和物理中硬的部分，然后我博士读的是细胞膜生理学，属于硬生物学。今天我的时间均分给了生理学和生态学，后者属于软生物学。我的妻子，玛丽·科恩，从事的是一个更软的领域：临床心理学。所以我发现自己每天被迫面对软硬科学的差别。尽管我不同意兰恩的一些结论，但当他问道：”亨廷顿怎么度量像社会挫败感这种东西？他有一个社会挫败感仪表？“时，我觉得他正确地指出了软科学的一个关键问题。确实，除非一个人严肃地思考过社会科学中的研究，不然这种有人能够度量社会挫败感的想法看上去十分荒唐。

兰恩提出的问题对于任何科学都很关键，不论是硬科学还是软科学。也许可以把这个问题定义为如何去”操作化“（operationalize）一个观念（通常我讨厌这种新造的黑话，但用在这里挺合适）。为了证据与理论可比较，这要求你测量你理论中的要素。对于像体重或速度这样的要素，如何测量很清楚，但是，如果你想理解政治不稳定程度，应该测量什么呢？或多或少地，你需要去设计一系列的实际操作来得出一个合适的度量，也就是说，你需要”操作化“你的理论要素。

科学家一直在干这件事，不论他们是不是思考过这点。我将用四个我和玛丽的研究中的例子来阐明”操作化“，从硬科学到软科学。

让我们从常常被称为科学女王的数学开始。我猜测，在很久很久以前，当两个穴居女人无法”操作化“她们对”许多“的本能观念时，数学就产生了。一个女人说：”让我们选择这棵树，这棵树上有许多香蕉。“另一个女人争论道：”不，让我们选择那棵树，它上面的香蕉更多。“如果没有一个计数系统来”操作化“他们对”许多“的观念，这两个穴居女人永远也无法向对方证明哪棵树更值得采摘。

现今仍有一些部落的计数系统过于基本，以致于无法平息这个争论。比如说，一些在新几内亚同我一起工作的Gimi村民仅有两个元数，iya表示1，rarido表示2，然后通过组合它们来操作化一些大一点的数：rarido-rarido代表4，rarido-rarido-rarido-iya代表7，等等。你可以想像当两个Gimi妇女争论应该选这棵有27根香蕉的树还是那棵有18根香蕉的树时会是怎样的场景。

现在，让我们转向化学，相比数学，没那么威严，更难操作化，但仍然是硬科学。古代哲学家们推测了构成物质的元素，但是直到18世纪才出现知道如何去测量这些元素的现代化学家。现在，分析化学通过确定感兴趣的某种物质（或可由其转换而得的其他物质）的性质来取得进展。这些性质必须是那些可测量的，比如重量，或该物质吸收的光线，或该物质消耗的中和剂数量。

举个例子，当我和同事研究蜂鸟的生理学时，我们知道这些小家伙喜欢喝甜花蜜，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甜这个观念操作化为测量糖的浓度，我们将无止尽的争论甜有多甜。我们的方法是用一种会释放过氧化氢的酶去处理葡萄糖溶液，它会与一种叫邻联茴香胺的物质发生反应（在另一种酶的帮助下），变成棕色，然后我们可以用分光光度计来测量棕色的强度。指针在分光光度计刻度盘上的偏离让我们可以读出一个数，以此作为甜的操作性定义。化学家们无时不在使用这种间接推理，但从来没人认为这荒唐。

我的倒数第二个例子来自生态学，属于软生物学，自然比化学更难操作化。作为一个鸟类观察员，对于热带雨林中鸟的种类比湿地要多我已经习以为常。我本能地怀疑这应该和湿地是一种结构简单的栖息地有关，而热带雨林结构复杂，包括灌木、藤本植物、不同高度的树，以及大树顶。更多复杂性意味着更多适合不同种类鸟的环境。但是我如何操作化栖息地复杂度这个想法以便我可以测量它然后来检验我的直觉呢？

很显然，在这里我无法得到像我通过分光光度计来读出糖浓度那样精确的答案。不过，我的老师，生态学家麦克阿瑟设计了一个很好的近似，他选择测量一块放在森林（或湿地）某个特定高度的薄板需要随着一个方向（随机选择的）移动多远才会被树叶挡住不见。距离越大，意味着该高度上树叶的密度越小。通过在不同的高度重复这种测量，麦克阿瑟可以计算出树叶在不同高度上的分布。

在湿地里，所有树叶都集中在离地几英尺的地方，而在热带雨林，从地面到蓬蓬华盖，树叶密度都差不多。如此一来，对栖息地复杂度的想法被操作化为树叶-高度多样性指数，一个数。不同栖息地间树叶的差异，起初看上去无法给它们一个值，但麦克阿瑟这种简单的操作化被证实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许多鸟类间栖息地的差异。这是生态学中的一个重大进展。

让我们选个很软的科学来作为最后一个例子，这门科学也是物理学家喜欢嘲笑的：临床心理学。玛丽与癌症患者及其家庭一同工作。任何一个对癌症有着切身体会的人都知道确诊为癌症后带来的那种恐怖。有些医生比其他医生对患者更为坦诚；对于某些患者，医生似乎会隐瞒更多病情信息。为什么会这样？

玛丽猜测这种差异可能与医生对死亡、癌症和医疗的态度有关。但是天知道她怎么去操作化和测量这种态度，把它们转换成数字，然后检验她的猜测。我都能想象兰恩在嗤笑道：“她有一个癌症态度仪表？”

玛丽的部分解决办法是使用一个调查问卷，这个问卷由其他科学家从像医生会议录音这种资料里提炼出一些陈述制作而成。她拿着问卷询问医生对上面每一个陈述的认同度。结果发现每个医生的回应都趋向于聚集为几类，这是指他对一类陈述中某个陈述的回答与他对同类中其他陈述的回答相关。其中第一类陈述关乎对死亡的态度，第二类陈述关乎对治疗和诊断的态度，第三类陈述关乎患者应付癌症的能力。这些回答于是可以用来定义态度等级，这种态度等级已经通过其他方式证实有效，比如测量医生在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等级（因为可能有着不同的态度）。通过这样操作化医生的态度，玛丽发现那些最为确信早期诊断和激进治疗癌症的医生对患者也最为坦诚。

总之，所有科学家，从数学家到社会科学家，必须完成操作化直觉观念这个任务。亨廷顿在那本激起兰恩怒火的书里讨论了已被操作化的观念，如经济幸福感、政治不稳定性和社会经济现代化。为了”测量“电子，物理学家必须求助于非常间接（尽管精确）的操作化。但在软科学中，因为有如此之多的不可控变量，这种操作化的任务不可避免地更加困难而且更不准确。在上面我给出的四个例子中，相比栖息地复杂度和对癌症的态度，香蕉数目和糖浓度能够更为准确地测量。

不幸的是，在社会科学中去操作化观念很容易被嘲弄，因为被研究的观念通常是那些我们都熟悉的观念，对于这些观念我们都以为自己是专家。任何人，不论是不是科学家，感觉都有资格对政治学或者心理学胡喷，对这些领域的专家写的东西大肆鄙视。相反的，看看兰恩那本书的开头：”假定A是定义在数域K上的阿贝尔簇，我们假定A嵌入在射影空间。令AK是A在K上的有理点集。“有多少人会觉得自己有资格去嘲弄它同时吹嘘自己对阿贝尔簇的想法呢？

没有在NAS的政治科学家会用”他怎么测量“许多”？他有个“许多”计吗？”来质疑数学界候选人。这种问题只会引发对质疑者是数学盲的阵阵笑声。对我来说，兰恩的问题：“亨廷顿怎么去测量像社会挫败感这种东西”暴露出对社会科学如何进行测量的同等无知。

”软科学“和”硬科学“这种根深蒂固的标签可以分别改为”困难科学“和”容易科学“。生态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更困难，同时，对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来说，它们比数学和化学有有着更大的智力挑战。尽管NAS是一个荣誉机构，但社会科学面对的智力挑战就足以让它们成为NAS的主体。

但NAS并不仅仅只是一个荣誉机构，它还为政府提供大量的报告。就对人类未来的相对重要性而言，硬科学和软科学完全没法比啊。我们对丢番图近似的理解取得进展无关紧要。我们的生存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另一些领域取得进展，比如人类如何行为，比如为什么有些社会变得充满挫败感，它们的政府是否变得不稳定，比如政治领袖们是如何做出像按下红色按钮这样的决定，等等。如果NAS继续以无知者无畏的姿态评判社会科学，那么它将自绝于科学中那些有智力挑战的领域，自绝于那些NAS本可以提供亟需科学报告的领域。

你为什么要假装喜欢现代艺术？

《你为什么要假装喜欢现代艺术？》

作者：斯宾格勒

翻译：nrvd

[原文请点这里]

在写了《承认吧，你真的很讨厌现代艺术》后，很多读者明确地告知，我误解了他们。特别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群体里，有很多人会至死声明他们对现代艺术的爱，我多少欠他们一个解释。下面，以再次失去一些朋友（本已为数不多）为代价，我将给出一个。

你假装喜欢现代艺术是因为你希望有创造性。事实上，你一点创造性都没有。在所有的人类历史中，我们知道仅有那么几百个真正有创造性的男人女人。悲伤地告诉你一个消息：你不是其中之一。我坚持说你没有创造性，你以为我是在说你并不重要，这不是我的意思，关于这点我稍后会谈到。

你倾心于有创造性因为你希望崇拜你自己、你的孩子或某些自负的骗子，而不是崇拜上帝。信仰的缺席并没有让你更理性，相反，你对那些滑稽小神灵（这其中最傻逼的就是你自己）的膜拜让你显得十分可笑。切斯特顿说过，如果你停止信仰上帝，你将会信仰任何东西。

长期以来，保守派评论家们抨击那种期望每个幼儿园的小孩都有创造力的想法是一种自负。20年前，布鲁姆教授就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指出直到现代，创造力才被当作人类的属性，而不是上帝的。要求每个人都有创造力等于是说要求每个人都是微型上帝。

但是，创造力应该是什么意思？在科学和数学领域，它用来指那些真正单一的发现，即无法从以往知识里推导出来的发现。

我们可以这么问：看看全部的艺术史和科学史，那些如果没有他们历史将会完全不同、真正不可或缺的贡献者有多少？这里有讨论的余地，但也很难想出超过几十个名字。欧洲的数学自阿基米德之后并没多少进展，直到牛顿和莱布尼兹发明微积分。欧洲在哥白尼和开普勒出现之前，只能依靠托勒密在1世纪做出的工作。开普勒之后只有牛顿，牛顿之后只有爱因斯坦，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行星运动的看法。学者们仍在讨论如果没有爱因斯坦会不会有其他人发现狭义相对论，但似乎都同意广义相对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先声。

就此而言，有多少作曲家创造了西方古典音乐？也就是说，假如将来的世代只知道十来个名字[1]，但他们仍能从中获知什么是这种艺术形式的基础。

我们可以争论科学或艺术天才的起源，但我们必须同意他们非常稀少。在巴赫生活的年代，有无数受雇于宫廷或教会的音乐家，如今，我们只听其中少数几个。18世纪音乐家寻求实在的手艺，而不是创造力，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巴赫是怎么冒出来的目前还没有共识。至于其他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就算没有一个特里曼（Georg Phillip Telemann，巴赫的同时代人，当时比巴赫更成功），也会有另外一个人来完成他的工作，同时不会给这种艺术形式带来多大的损失。

如果我们是用“有创造力”来表达“不可替代”之意，那么真正有创造力的个人自然很少。你不大可能是其中之一。如果你努力求学，能跟上领域里大牛的脚步已是幸运。如果你非常优秀，你可能有荣幸去深入探讨更伟大的头脑说出的观点。这等好事，不大可能说如果你不做，就没有其他人会做。恰恰相反，如果你在做任何领域的前沿研究，你会想尽办法尽快发表你的论文，从而你可以赶在其他人（他也得出了和你完全一样的结论）之前获得声望。就算是某个领域最杰出的头脑，也生活在一种将会被那些更早传播结论的人所替代的恐惧之中。

巴赫每部作品的题献都是同一句箴言：“荣耀只属于上帝”，并且（错误地）坚称每个像他一样努力的人都能做得和他一样好。他甘于做一个事奉上帝的勤奋手艺人，并不追求成为天才，可他就是天才。这正是有信仰之人的起点：一个人不是去试图成为天才，而是试着去事奉，不寻常的天赋是一种应谦卑承受的责任。自从艺术家、科学家们对事奉上帝不再感兴趣后，对天才的追求就开始了。

尼采宣告：上帝已死，艺术家就是英雄的时代，已经到来。把瓦格纳当作模范，让我们在不同层面上讨论他的艺术价值。瓦格纳是不是天才，还不能确定，但是毫无疑问，在尼采的拥护者里没有更多的瓦格纳，更别提更多巴赫了。在尼采的想象里，摆脱习俗的办法是创造一个自己的艺术世界，但是，有能力创造自己艺术世界的艺术家非常少啊。这真是置其他人于一个不愉快的境地。

为适应艺术家的野心，在20世纪，发明艺术世界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生产的生意。不同于巴赫时代那种谦卑的手艺人精神，艺术世界分裂成各种运动。在20世纪，要想被人认真对待，艺术家必须发明独有的风格和语言。批评家对那些作品完全仿古的艺术家大加鄙视，赞扬各种学派（印象主义、立体主义、原始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等等等等）的创始人。

没有富人的赞助，现代艺术不会成功。每天我们都能读到20世纪绘画的价格又创新高。比如传媒大亨格芬（David Geffen）花1.4亿美元买了一张波洛克。有钱人乐于以天才自居，他们在卖CD、写代码上的技术或运气使他们有资格认为自己也是品味的仲裁人。成功的商业人士通常非常聪明，不过他们通常是“愚蠢的专家”，对能制造财富的行业有着深刻洞见，但对专长领域之外的任何问题则完全没有概念。这个世界啊，密谋一同奉承富人，因此比起一般人，富人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微型上帝，从而更容易被艺术里那种对创造力的狂热所影响。

曼恩在他伟大的小说《浮士德博士》里把现代艺术描绘为魔鬼的作品。那个与撒旦签订契约的新浮士德象征着作曲家勋伯格，他为了一个作曲技巧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一群新的评论家是这些怪物的助产士。在上一篇文章里，我表达了对博物馆参观者站在波洛克的随意乱抹前说得滔滔不绝但绝不会去音乐厅听勋伯格的12音作品的惊讶。指挥家比切姆爵士（Sir Thomas Beecham）说过一句名言：人们不喜欢音乐，只是喜欢它听上去的样子。对于波洛克而言，人们既不喜欢他的作品也不喜欢它们看上去的样子，他们喜欢的是艺术家在傲慢中能用自己的术语重新定义世界这个想法。

要想在这种堕落的机制之中混出来意味着对上帝示威，然后定义自己小小的世界，而不管它是多么愚蠢、低级和可悲。缺乏创造力等于绝望。这正是无数艺术上的思想运动富有吸引力的原因，它们给了那些绝望的艺术家们一种有创造力的幻觉。如果上帝是创造者，那么模仿上帝便是仿效创造。但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犹太-基督教的上帝不仅仅只是创造者，而是一个爱创造之物的创造者。

在一个有信仰的世界里，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变得“不可替代”，那就是通过善行和服务。对于孩子来说，母亲不可替代。正如丈夫和妻子之间不可替代，朋友之间不可替代。如果一个人能摆脱根据自己一时的心血来潮来改造世界的这种野心，接受这个世界是上帝的创造，那么模仿将由爱的行为构成。

在对自我崇拜的强烈欲望之中，20世纪的艺术家用堕落到粗俗之极致来说服自己其实有创造力。在上帝缺席、需要崇拜自己的冲动之下，他们制造出的观念比天启教在最虚弱时杜撰出来的都要荒谬，并且，毫无疑问，丑陋得多。现代这种对自我表现的狂热是宗教的一个糟糕代替品，而用个人有创造力的幻想来代替赎罪，就更烂了。

[1] Josquin des Prez, Claudio Monteverdi, Bach, Domenico Scarlatti, George Frideric Haendel, Joseph Haydn,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Ludwig van Beethoven, Franz Schubert, Robert Schumann, Frederic Chopin, Johannes Brahms.

承认吧，你真的很讨厌现代艺术

《承认吧，你真的很讨厌现代艺术》

作者：斯宾格勒   

翻译：nrvd

[注：原文请点这里。 作者真名叫David Goldman，是美国银行债券研究部的全球总监，同时写了很多文化和宗教方面的文章。斯宾格勒（Spengler）是他在Asia Times写专栏时的笔名（我猜他一定很喜欢《西方的没落》），这个专栏他写了近10年了。]

有不少文雅之士喜欢毕加索的斜眼漫画，喜欢波洛克的胡乱挥洒，甚至喜欢赫斯特（Damien Hirst）那些困在玻璃柜里的猪。我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现代艺术家。但是，你，和我一样，讨厌、憎恶20世纪所有的造型艺术。

“对于艺术，我知道的不多，”你坚称，“但我知道我喜欢什么。”事实上，你并不知道。在那些实际上让你毛骨悚然的所谓艺术品面前，你被迫装得很嗨，因为你怕显得很迟钝。这种状态持续了如此之久，你已经忘记了自己还顶着个脑袋。别害怕：花几分钟读完这篇文章，我将帮你解开这个咒语，让你摆脱这种不适。

首先，要知道你并不孤单。博物馆里塞满了自虐的参观者，现代艺术品的价格一直在涨。去年，波洛克的一幅滴画卖了1.4亿美元。对于一个从未学过绘画，只知道对着画布噼里啪啦随意泼墨的酒鬼来说，这个结果会吓他一跳吧。

相比之下，支付给抽象艺术老祖宗康定斯基的钱要少得多，他最贵的作品卖了4千万多点。他早年一幅很普通的画《Weilheim-Marienplatz》，据苏富比估计，能卖个4百万的样子。康定斯基应当是你面对抽象艺术时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人。原因有二：一，他帮助创造了抽象艺术，二，他知道非具象艺术只是一个美学运动的一面，这个美学运动的另一面是无调音乐。康定斯基是抽象音乐老祖宗勋伯格（作曲家，同时也画画）的朋友和和合作者。勋伯格，和康定斯基一样，普遍认为是现代主义的创始人。

1911年，康定斯基参加了勋伯格的一个音乐演出，随后写了封信给勋伯格：

“首先请原谅我在还没能有幸私下认识你之前就写信给你。我刚听完你的演奏会，真是太棒了。你不知道我，当然，我是指你不知道我的作品，因为总的来说我的展览不多，在维也纳只短暂地展览过一次，并且还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在分离派会馆）。但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思维方式和情感如此相似，我感到完全应该向你表达我的同感。在你的作品里，你给予了我强烈渴望从音乐中获得的东西，虽然是以一种不确定的形式。”

康定斯基这个判断完全正确。关于抽象绘画和无调音乐之间的关系，已经有无数专著。在网上也能找到大量他们俩之间的通信。对于喜欢这种东西的人，正如林肯所说，会发现这正是他们喜欢的东西。

这两位现代主义创始人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差别是：康定斯基最小一幅画的价格可能超过了支付给勋伯格作品的版税总额。出于某种责任感，音乐家会不时地演奏勋伯格，不过总是在节目的中段，绝对不会是在结束的时候，因为听众对那刺耳的声音避之不及。到1951年去世，勋伯格一直很穷。他的遗孀和三个孩子靠着他音乐的版税勉强度日。他的后人也仍然贫穷，而那些著名艺术家的继承人却变得非常富有。

现代艺术是思想上的，它的拥护者会毫不迟疑地承认这一点。正是那些思想倡导者——也就是那些批评家——锻造了抽象印象主义者的名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在《党派评论》上对波洛克的吹捧。它的目的不是让你第一眼看上去觉得爽——比如像看拉斐尔或安格尔那样——而是要求观看者去思考和掂量。

为什么现代艺术的观众在艺术画廊里闲逛时很乐意接受现代主义的这套启示，但不愿意去音乐厅里接受同样的启示呢？这很像共产主义，曾几何时，共产主义是西方知识分子里的一种时尚。他们乐意站得远远地称赞共产主义，但不情愿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中。

当你看一幅抽象表现主义油画时，时间由你控制，你可以随着心意驻足长看或者一扫而过，还可以开动舌头，说点“明智”之语。如果你足够喜欢装逼，还可以引用一些来画廊之前在维基百科上查到的对这位艺术家的吹捧之词。当你听无调音乐时（比如勋伯格），你被钉在座位上听15分钟的感觉就像在牙医那呆好几个小时，你身在其中，无法逃脱，无法事不关己地来称赞这种抽象。你和那些1930年代错误地搬去莫斯科生活的赶时髦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啊。

这就是为什么至少有一部分现代艺术家实实在在地发了财，但没有哪怕一个抽象作曲家能以他的音乐谋生。但非抽象作曲家是可以变得非常富有的。比如韦伯男爵（Andrew Lloyd Webber）和一些电影配乐作曲家。还有主要写一些欢快且富有地方色彩作品（如芭蕾舞剧《Billy the Kid》 和 《Appalachian Spring》）的美国人科泼兰，他赚到了足够的钱来赞助一个针对音乐系学生的奖学金。维也纳无调作曲家伯格（Alban Berg）1925年的歌剧《Wozzeck》在欧洲大获成功，那是一个融合勋伯格式抽象风格和传统浪漫主义的折中作品。伯格的传记作家说这部歌剧让他过上了“小康生活”。

在仁慈地支持抽象（即无调）音乐几十年之后，交响乐团放弃了，不再把它们强加给并不情愿的听众，开始转向那些风格更易为人接受的作曲家。据一篇《华尔街日报》的报导，“面对日益下滑的上座率和订户的老龄化”，交响乐团重新转向有调音乐，“美国交响乐团表示，2003-04年全国听过交响乐演出人数为2千7百万，比1999-2000年下降了13%。”

想想吧，同样的思想启示，画廊人满为患，而音乐厅门前冷落。这是因为当它挂在墙上时你可以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但当它钻进你耳朵时你无法逃脱。换句话说，对于无调音乐，你自发的、本能的厌恶正是你对于抽象艺术真实的、健康的、普通的反应。只不过是在画廊，你可以压抑住这种反应。

当然，有些人真的理解和欣赏抽象艺术。但你不是其中之一，你正派而得体，没有反骨。著名的收藏家沙奇（Charles Saatchi，拥有一家广告公司）是这场运动为数不多的真正欣赏者之一。当时赫斯特正在伦敦港口区筹划他的首场学生展，维基百科上说：沙奇坐着一辆绿色的劳斯莱斯去看了第二场展览，站在赫斯特的《一千年》（他的首个“动物”装置）前震惊地张大了嘴巴，随后买下了它。《一千年》就是一个巨大的玻璃箱，里面装着一个正在被无数的蛆和苍蝇啃食、腐烂不堪的奶牛头。

《蝇王》里那颗布满苍蝇的猪头是这场运动一个合适的标杆。托马斯·曼在他的小说《浮士德博士》里讲述了一个作曲家的故事（勋伯格是其原型），忿恨让他与魔鬼签订了一个契约。曼恩的主人公自己无法创造，于是出于怨恨，开始写贝多芬的一些无调讽刺仿作，去摧毁聆听者欣赏原作能力，以此来“撤销“贝多芬的作品。

许多批评家坚持毕加索那副原名为《阿维农的妓院》的画是最有影响力的现代主义声明。在那副画里，毕加索嘲讽了格列柯的名作《圣约翰的幻觉》，把打开《启示录》第五封印的恐怖降格为展示在妓院里的五具女性肉体。通过腐化我们观看原作的能力，毕加索试图“撤销”格列柯。

现代艺术家相信，通过强加给我们足够多的丑陋，这将削弱我们的审美能力。我想，这正是把死动物放进玻璃盒或福尔马林罐里的要点所在。不过我很开放，也许这种艺术技巧归根结底或多或少有点价值。如果赫斯特同意把自己泡在福尔马林里展出，我会第一个买票。